邹明先生是我国现代石油装备事业先驱之一。抗战时期他受命于危难，只身派往美国，采购到大批石油装备，为我国第一座现代石油企业玉门油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解放前夕他主持玉门油矿，团结全矿职工护矿，将油矿完整地移交给人民；身为新中国石油工业部供应制造局第一任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在大庆会战中担任供应指挥部副指挥和大庆炼油厂基建总工程师、建厂指挥部副指挥，为大庆油田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之初，时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顾问，以渊博的知识捍卫了海洋石油对外开放的政策。

步入供应与装备之路

邹明1913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市后宅镇，自幼聪颖好学，学业出众。

1933年由南京金陵大学附中保送进入金陵大学理学院工业化学系学习。不久爆发“一二•九”运动，他被选为学院学生会干事，带领同学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几乎被校方开除。

1937年毕业，成绩优异的邹明获得“金钥匙奖”，并膺选为斐道斐励学会会员。这个奖要到美国去领，因为日军侵华战争爆发没有成行，于当年7月进入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燃料研究室，在植物油提炼轻油实验厂做实习员。这个研究室是由我国“炼油第一人”之称的著名化学家金开英主持的，当时中国的石油工业极为微弱，金开英便致力于石油代用品的研究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研究室搬到汉口，汽油断绝，整个南京城的公共汽车燃料全依靠实验厂提炼的轻油。邹明和另一位清华毕业的实习员王家宾坚守岗位，一人工作12小时，日机来轰炸，他们就带工人躲进地窖，日机一走又赶忙点火开炉。直至11月底日军逼近南京他们才撤离到长沙。

日本军队封锁了中国沿海的港口，洋油一时断绝。为了解决燃料的不足，大后方的民众想尽一切办法。当时，常可以看到现代人无法想象的烧木碳的汽车。为了供应前方燃料，国营私营企业还掀起了一阵大办酒精厂的热潮，以酒精替代汽油。由于战争，西南盛产的桐油无处销售，燃料研究室植物油提炼轻油的研究成果正好为战时所用，由资源委员会在重庆组建植物油提炼轻油厂，大量收购桐油，用以提炼能够替代汽油的燃料。

鉴于邹明在南京出色的表现，仅参加工作一年便被破格提拔为厂总务课长（相当于现在的科长）。他选定厂址后，由于筹备处技术人员少，一个人既要在现场监造厂房，又要接受运来的装备器材，日夜苦战。工厂很快建成投产，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抗日。从此也开始了邹明的供应与装备生涯。

自力更生建造炼油设备

1941年成立甘肃油矿局，正式开发玉门油矿。建矿之初设备极为简陋，从陕北延长调来的两部冲击式钻机，采用的是最原始的上下顿击钻井，井架是木头的，汽轮机转速每分钟最高仅达360转，28马力的钻深能力仅200米。钻进时，因为缺少套管、钻杆、钻头，怕过多损耗钻机，要人工先在井位挖一口方井，然后再下钻头开钻。后从湘潭、萍乡煤矿调来两部旋转冲击两用钻机到矿，这些勘探煤矿用的钻机钻深能力最大也仅800米。炼油设备仅为一个70加仑的蒸馏釜，炼油的燃料则是从附近砍伐的骆驼草、柳树和祁连山里采掘的煤。

1939年10月，油矿筹备处在石油河畔兴建起第一炼油厂，建立起手工操作的连续性立式炼炉和卧式蒸馏炼炉各两具。为加快油矿的建设支援抗战，在争得政府资金后油矿派员到美国采购石油设备。采购到12部30型旋转钻机、2部顿钻、一套日加工原油1500桶的达布斯裂化炼油设备，及其它采油、运输等设备共计4500吨。但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滇缅公路切断，在缅甸仰光口岸卸下的2600吨设备只抢运回350吨，所购钻机仅拼凑到三套半，尤其是达布斯炼油设备仅运到一些零部件，计划完全落空，钻采设备短缺成为油矿发展的瓶颈。

邹明时任玉门油矿炼厂供料课课长，他接受油矿局总经理孙越崎自力更生建造六组阶梯式连续甄状炼炉的任务，在重庆发动驻渝人员全力投入建造工作。从设计、画图、选厂制造，到各配件材料的订购、采办、监制、验收，以及移交运输，由他统一部署指挥。工程技术人员自行设计好图纸后，邹明组织迁到大后方的一百多家工厂承担设备与配件的制造，并派人到没有被日军占领的昆明、西安等十余个城市搜购各种器材。

当时钢材来源断绝，大部分厂家不能开工，邹明发动职工想办法四处搜罗钢材：购买自来水公司地下废弃的水管；打捞长江里的沉船拆船取钢；拆运衡阳等地外国石油公司已无油可储的储油罐等，解决了缺钢的问题。在邹明的组织下，炼油设备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仅用半年时间便陆续建造完成，并安全运输到2500公里外的油矿。当年汽油产量是前一年的9倍。

巴林采购防喷器

虽然通过自力更生油矿可以扩大生产了，但距抗战的需求还有极大的差距。设备的落后制约了油矿的发展，尤其提炼的汽油，不仅收率仅达20%，而且品质差，汽车使用后经常抛锚，因此赴美采购设备仍是当务之急。中印驼峰航线开通，1942年底邹明奉命出任甘肃油矿局驻美代表，赴美接续中断的采购工作。 从重庆坐飞机经驼峰航线先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在这里邹明巧遇油矿新聘用的美籍钻井工程师蒲舒。他向蒲舒介绍了油矿钻探的情况，1941年四月，四号井钻到L油层，由于没有任何井控设备发生强烈井喷，直到烧毁所有设备井底塌陷才止住。十月份，八号井打到L油层又发生井喷，虽有防备没有燃烧，但所喷原油只能引到附近挖掘的土油池中，轻质油成分挥发殆尽，因此迫切需要防喷器、采油树，以及输油管道等设备。蒲舒提及他曾在巴林石油公司工作，那里有井控设备或可转让。

邹明感觉到这是个及早提升油矿钻井装备的机会，决定暂缓赴美，同时向蒲舒提议去巴林购买井控设备。不料蒲舒拒绝，蒲舒认为邹明无权指挥他，他必须到中国报到。邹明笑着对蒲舒说：“好吧，但你很快就会回来的，我等着你。”邹明立即给国内发报说明情况。仅两天，蒲舒果真奉命从中国又回到加尔各答。

巴林石油公司是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勘探已经结束，只有一个采油部管理着生产井，原来钻探用的设备已经空闲下来，没有运走。采油部的负责人得知他们的来意，带他们到仓库挑选设备。

此次购买了两台防喷器和一些井口装置、高压阀门。从此，玉门油矿开始了钻井使用防喷器的历史。

打开美《租借法案》 大门获得石油装备

邹明单枪匹马来到美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油矿设备的采购都委托美国的一家公司办理，战争爆发后，不仅所有民用飞机停运，由美国空军司令部接管，而且所有物资都要以战时物资的名义才能运到中国，这样，通过民用渠道采购设备已不可能，要想把采购的设备运回中国只能另辟蹊径。 此时，美国通过了《租借法案》，是专为支援盟国作战制订的。由于战争的残酷，盟国的经济都陷入困境，该法案就是将美国提供的武器、通讯等战时军用物资视做租借，无需付现。中国作为美国的盟国，当然也在此法案的优待之列。为此，中国政府在华盛顿成立了“中国国防物资局”，专事办理中国的租借法案物资。就在邹明到美国前不久，资源委员会任命中国国防物资局通讯处的尹仲容为资源委员会驻美总代表。

玉门油矿属资源委员会管辖，因此尹仲容对邹明的采购是有责任的。邹明与尹仲容商议将油矿所需设备作为军用物资归入租借法案物资范围。邹明将一份所需物资的申请书交中国国防物资局批准后，对美国各个相关部门进行拜访，不厌其烦地向美方介绍玉门油矿对中国抗战的作用。

美国人第一次听说中国有石油，并且已经开始开采，感到震惊。他们清楚石油在战争中的地位，逐渐理解了邹明所提请求的合理性。经过数月的努力，邹明终于打开了租借法案物资的大门。美方指定战时石油局审批中国国防物资局送审的申请书，然后递交租借法案局批准，再转美财政部采购处。其后，玉门油矿所需设备的订购、付款、发运全由采购处办理。这项租借法案的特殊物资通过媒体的报道使玉门油矿在美国名声大振。

钻井、采油、运输等装备以及炼油的真空蒸馏装置和离心脱蜡装置等成套设备很快就陆续发运，惟有在缅甸损失惨重的达布斯裂化炼油装置较棘手，因为经驼峰航线运输的设备必须适应飞机货舱空间，需要进行特殊设计，再根据图纸制造。邹明学的是化工专业，他向美方设计人员提供设计要求，很快该难题得到解决。

抗战时期，玉门油矿的进口设备几乎都是租借法案物资，运到后极大地提升了油矿的现代化水准，促进了油矿的发展。如汽油添加剂四乙铅、炼制润滑油的减压蒸馏装置、离心脱蜡装置等，我国石油工业都是首次装备和使用。所引进的许多设备在大庆会战中还发挥着作用。需要指出的是，那套达布斯裂炼装置全部制造完工时，二次大战已经结束，内战已起，所余器材连同其它剩余的租借法案物资运到香港口岸时，新中国已经诞生。邹明先生曾告诉笔者，这些物资我们没花一分钱。

老君庙的护矿斗争

1948年9月，邹明被任命为中国石油公司协理兼甘青分公司经理，成为玉门油矿的掌门人。

时值内战正烈，油矿生产下降，物价上涨，人心浮动。邹明借玉门油矿身处戈壁远离都市之便，违抗南京政府关于职工工资必须使用金元券的法令，想方设法筹集银元30余万，将油矿员工（包括工人）工资全部以银元兑现，并筹集粮食一万担，平价供给员工，保证了员工的生活。

南京解放后，邹明召开油矿全体职工大会。他说：“油矿是国家的宝贝，是全体职工劳动的结晶，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它。我要和大家一起保护油矿，与油矿共存亡。”

7月初，邹明组织起由爱国知识分子和工人骨干组成的“护矿队”，展开了紧张的护矿行动。

8月中旬，邹明受已脱离国民党政府的孙越崎电召，飞往广州，秘密潜入香港，与孙越崎会面，汇报玉门油矿的护矿情况，请求孙越崎尽快与中共联系，让解放军在解放兰州后迅速西进，以确保玉门油矿这座中国唯一一座现代化石油企业的安全。孙越崎当即草拟电文给香港中共地下党组织，请他们向北平发急电，报告玉门油矿的情况。

邹明会见孙越崎后又潜回广州，向迁穗的中国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张兹闿争取到价值十七万银元的金银，包了一架专机运回大西北。

随着兰州的解放，国民党残部加紧了对玉门油矿的破坏。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代长官刘任坐镇张掖，派政工处长上官业佑到玉门油矿，下达炸毁玉门油矿的命令。邹明回答说：“油矿是国家的财产，不能破坏。”上官业佑悻悻而归。数日后，刘任电召邹明，要他到张掖述职。邹明接到电文，知此行必有不测，但为了玉门油矿的安危仍毅然前往。所幸邹明到张掖后，解放军便攻进张掖，刘任仓皇逃亡，再也顾不上邹明的抗命之事。

邹明回到老君庙后，为了防止逃兵来矿破坏，下令将矿警队库存的所有枪支发给护矿队队员，进行武装护矿。

9月25日，解放军第三军装甲部队在军长黄新亭的亲自率领下开进玉门油矿。邹明将玉门油矿完整地交给了人民。

大庆会战与“五朵金花”

石油工业部成立后，邹明担任供应制造局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1960年参加大庆石油会战，兼任供应指挥部副指挥，负责会战设备器材的供应。当时在松嫩平原上聚集了来自各石油企业的四万多职工，在草原上勘探、开发、油田建设齐头并举，各类器材物资需求量之大，品种之多，在中国的工业史上史无前例，装备供应任务之艰巨不啻一场军事大战。邹明作为主抓业务的老总，组织全国500多个工厂生产设备和配件，调运全国各地所购器材。运来的物资装备，通过精心的调度，满足了会战各个系统的需求，为会战快速高效地取得成果做出了贡献。

1961年冬，邹明担任正在筹建的大庆炼厂基建总工程师。这是我国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行施工的第一座现代化的大型炼油厂，因正值我国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筹建工作停滞不前，邹明到厂后，相继解决了水、电、通讯、交通等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1962年春任建厂指挥部副指挥，主管设备器材供应和经济。在各方的协力配合下，一期工程仅用18个月时间提前建成投产。

1963年初，石油部提出把炼油工业搞上去，“三年过关，五年立足于国内”的奋斗目标，并确定将延迟焦化、流化催化裂化、铂重整、尿素脱蜡，以及配套所需的催化剂、添加剂的试制作为科研的主攻方向，被称作炼油技术的“五朵金花”。在组织科研攻关的同时，成立了配套办公室，由邹明主持，协同各部门解决工程建设和五大新型炼油装置试制中遇到的问题。

在为“五朵金花”奋战的日子里，有一件事使邹明四十年后还难以忘怀。抚顺石油二厂流化催化裂化装置所需的关键设备气动调节风动滑阀在兰州炼厂机械厂试制完成后，稳定性总上不去，无法使用。石油部请来国内多位自动控制专家到兰州炼厂攻关，邹明与专家们在一起日夜努力奋战，使稳定性达到了设计要求。试制成功后立即装箱，而此时邹明早已将车皮备好在专线上了。装置连夜运往抚顺，很快就投入了生产。

推进和捍卫海洋石油 对外开放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加快海洋石油的勘探开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78年3月批准海洋石油对外合作，65岁的邹明被任命为石油部外事局顾问。

邹明以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英语，对当代世界石油的勘探开发和经济管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引进和建立了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经济评价机制，参与了多种制度、条例文本的拟订。

1978年底，他及时向石油部领导反映中日渤海石油协议拟采用“总承包”方式的危害，避免了重大经济损失，为最终确定以外商独承风险的招标制出台起到了积极作用。参与拟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列》，成为当年海洋石油对外合作的最重要的指导性文件。在着手拟订我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的第一个《标准合同》模式和经济条款过程中，他博采国际上众家合同之长，拟出一个既确保我国主权和经济利益，又维护外国石油公司合法权益，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最佳合同模式草案，经课题组反复论证后制订出台。这个合同模式的基本内容一直沿用到现在。

海洋石油对外合作是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曾引起不少人士的质疑和非议，尤其1980年与日本签订渤海合作勘探开发合同后，在国内引起不小的波澜，许多人认为合同让我们吃了大亏，甚至认为出卖了主权，反对海洋石油对外开放。

为此，国家能源委员会和进出口管理委员会联合召开论证会，邀请国内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的主管领导、技术干部，对中日渤海合作合同进行论证。邹明参加了会议，由于他对世界石油开发市场的情况谙熟于心，通过计算机对大量经济指标的测算和与英国、挪威北海石油合同的经济条款对比，写出了内容翔实证据充分的报告，阐明中日渤海合同对我国是有利的，在保障了资源国权益的同时，日方有些微盈利，有力地驳斥了吃亏上当之说。邹明的报告为论证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通过与会者的论证最终取得共识，排除了干扰，捍卫了我国海洋石油对外开放政策。